requestId:68a601bfb2f860.72357299.
略論清初江南理學之風
——以陸桴亭、陳確庵為例
作者：嚴壽澂
來源：作者惠賜《儒家郵報》
時間：孔子2564年暨耶穌2013年6月2日
摘要
古人論清代學術，年夜率以為明亡之后，理學風氣衰歇，再無理論之建樹，代之而起者乃所謂實學。然若細檢清初文獻，可知雍、乾以前，理學之風實頗盛，江南尤然。須知所謂理學者，以實踐為要務，以鄉里為始基，與古人心目中之哲學，本自有異。清初江南理學諸公，痛全國之多故，懲士風之不振，乃相與講明事理，身體力行，又究心鄉邦利病，布德施化。其流風余韻，延至平易近國仍未斷絕。茲以太倉陸桴亭（世儀）、陳確庵（瑚）二師長教師為例，略作論說，以就教于學界。
關鍵詞
清初理學 陸世儀（桴亭） 陳瑚（確庵） 敬 講學
一、序文
今時學者論清代學術，年夜都認為明末以降，理學衰歇，所謂實學代之而起。其重要依據是，清代的理學人物，年夜都在理論上無多建樹。但是須知，理學并不是東方意義上的純哲學。現代新儒家宗師熊十力，欲與東方哲學及佛學爭一日之短長，終其平生，孜孜于儒學的理論建構，以為宋代表學家雖“嚴于治心”，卻“疏于治物”，理論上甚為缺乏。但是同時又指出：“理學之為學，無妨從俗言之，曰生涯哲學。”是以，“理學在哲學界，別是一途，不當以理論求之。”[1] 按：此語甚諦。要言之，儒學的最基礎，實在于學做人，而學做人必須從心腸上扶植，重在品德實踐，僅有理論建構，無濟于事。因學做人而嚴于治心，趨于理學，可謂勢所必至。更須知，人是社會性的生物。依儒家之見，人對于同類有基礎的同情之心，此心內在于人道，即所謂仁。人與禽獸的最年夜區別，端在于此。儒家是以重一“推”字，故曰“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以人之幼”（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）。所謂“親親而仁平易近，仁平易近而愛物”《孟子·盡心上》），恰是這一境界。
明清之際，遍野哀鴻，人倫劇變，真孟子所謂所謂充塞仁義，率獸食人，顧亭林所以有“亡全國”之嘆也。仁心未泯的儒者，豈能對此淡然不顧。但是氣節之士身處鼎革關頭，又焉能泯絕舊君故國之思而靦顏事仇。其處之之道，則是“隱居以求其志”。此所謂志，如徐澄宇（英）所指出，乃是“吾十五而志于學”（《論語·為政》）之志，亦即所志在圣賢。[2] 圣賢決非自了漢，所關切的不是個體的解脫或獲救，而是圓顱方趾同類的福祉。故孔子曰：“鳥獸不成與同群，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？”（《論語·微子》）
以一逝世堅拒康熙帝召見的關中年夜儒李二曲（颙，字中孚），恰是“隱居以求其志”的典範。其口傳之〈匡時要務〉，開首即云：“年夜丈夫無心于斯世則已，茍有心斯世，須從年夜最基礎、年夜肯綮處下手，則事半而功倍，不勞而易舉。夫全國之年夜最基礎，莫過于人心；全國之年夜肯綮，莫過于提示全國之人心。然欲醒人心，惟在明學術，此在本日為匡時第一要務。”學術則不講不明，是以，“立人達人，全在講學；移風易俗，全在講學；撥亂返治，全在講學；旋乾轉坤，全在講學。為上為德，為下為平易近，莫不由此。今生人之命脈，宇宙之元氣，不成一日息焉者也。息則元氣索而生機漓矣”。[3] 清初理學之士，不愿出仕新朝，又不克不及恝置斯世，其立品治學之所祈向，可謂歸納綜合于此數語中了。
鼎革之際，杏花煙雨的江南，多義士，多遺平易近。興兵于山海之間，百折不撓，卒以身殉的張蒼水（煌言，字玄著）；屏跡天平山中，終身不進城市，以底于完節的徐俟齋（枋，字昭法））；皆為江南之產（蒼水籍鄞縣，俟齋籍長洲）。可見江南士年夜夫，絕不僅是古人所艷羨的風流佳人，終日徘徊于花間尊前，吟詩作畫，度曲吹簫，此中年夜有艱苦卓絕、堅守氣節的講學之士。昆山朱致一（用純，號柏廬）致徐俟齋書有云：“孔子曰‘修己以敬。’己非外人物而為孤孑之己，修亦非外人物而為偏寂之修。與人接物而不掉其敬，恰是持己而不掉其敬，故一修己而人安蒼生安。弟嘗謂若視別人一分可忽，即是本身一分學力未到。此語諒不背圣賢修己之旨。蓋圣賢實見人之于我，此心同，此理同，吾無可驕于彼，彼無可為吾忽也。”[4] 身為遺平易近，韜光養晦，不仕新朝，但是痌瘝在己，不克不及忘情于斯世斯人。張橫渠〈西銘〉所謂“平易近吾同胞，物吾與也”，恰是此物此志。
陸桴亭（世儀，字道威），明諸生。明末“復社方盛，招之勿往”，與同里陳確庵（瑚，字言夏）、盛冷溪（敬，字圣傳）、江藥園（士韶，字虞九）諸人，“相勵以道義，為體用之學”。[5] “明亡，嘗上書南都，不見聽，又嘗參人軍事”。事敗，“鑿地寬可十畝，筑亭此中，高臥閉關謝客”，故自號桴亭。全國既定，應諸生之請，講學東林、毗陵二書院，“復歸講于里中，當事者屢欲薦之，力辭免”。[6] 同治七年，合肥蒯德模出任太倉知州，尋訪陸、陳、江、盛諸人遺跡，低佪感歎，以為四師長教師“講道于荒江寂寞之濱，閉戶潛修，一洗靡麗聲華之習，而正學復明于世。其流風余韻，予嘗慨焉慕之”。于是三年后，捐俸刊刻《陸陳兩師長教師詩文鈔》（《桴亭師長教師文鈔》六卷、《續鈔》一卷、《詩鈔》八卷，《確庵師長教師文鈔》六卷、《詩鈔》八卷））行世。[7]
桴亭、確庵二師長教師，哀平易近生之多艱，痛士風之不振，相與講明事理，以敬天為宗，固守程朱家法，身體力行，同時又究心鄉邦利病，布德施化，足為清初理學典範。表揚鄉先賢，發潛德之幽光，乃后起者之責。茲不揣淺陋，以《桴亭師長教師文鈔》、《確庵師長教師文鈔》諸文及《思辨錄輯要》有關章節為例，參以張楊園（履祥）、徐俟齋、朱柏廬諸人之作，略述清初江南理學之風，以就正于學界。
二、敬為做人最基礎
清人論理學，群推二陸師長教師為程朱正宗。二陸者，一為稼書（隴其），一即桴亭。稼書論學，一以程朱為準，所謂粹然醇儒，年夜為清廷所尊，從祀孔廟，賜謚清獻。但是正如錢賓四所指出，其論學，“門戶之見過甚，并時學者已不滿”，如湯潛庵（斌）即曾“貽書諍之”，而稼書終不克不及改。[8] 桴亭之學，則堂廡特年夜，不僅不立程朱門戶，甚至亦不立道學門戶。聲稱道：“儀無主旨，但只教人真心做圣賢。”[9] 真心做圣賢，便無需道學門戶。故曰：“道之外無學，道學之外無人。”是以，“不用說道學，只是做人。做得一分是一分，做得兩分是兩分，做得八九非常是八九非常”。而做人則是“須做正經人，自皇帝以致于庶人，一是皆以正經為本”。[10] 道學所講者，恰是若何切切實實，往做一個正經人。而“晚世講學，多似晉人清談”，清談最為害事，孔門則“無一語不教人就實處做”。故所謂講學，決非“口舌相角勝”，而是“君君臣臣父父子子，各務躬行，各敦實行，庠序之中，誦詩書禮樂罷了”。否則便如明代嘉靖、隆慶之間，“講學者以多為貴，呼朋引類，動輒千人，附影逐聲，廢時出事，甚至有借以行其私者，此所謂處士橫議也，全國何賴焉。”故曰：“全國無講學之人，此世道之衰；全國皆講學之人，亦世道之衰也。”[11] 可謂慨乎其言之矣。
其心目中的道學，并不僅是一己的修身，而是品德修養與經世功業兼備。故曰：“凡經皆體，凡史皆用。不知經，內圣之學不明；不讀史，外王之道不具。二者不成偏廢也。”[12] 錢賓四是以認為：“桴亭學之最值稱道者，乃在其理學與經濟之兩面兼盡。……自朱子后，能本末精粗，內外體用，一以貫之，實惟桴亭有此蘄向，亦有此造詣。”[13] 稱頌可謂備至。
桴亭以為，“古昔圣賢所謂內圣外王、有體有效之學”，便是德業兼備：
德者，體之立也，內圣之所由積也；業者，用之著也，外王之所由成也。德非一，自一介之士一言一行一念一事，與夫卿年夜夫之三德六德，以致于堯舜之精一執中，微與著分歧，而皆謂之德；業非一，自門生之六藝詩家教共享會議室書、文章著作，與夫受一命之榮而治平易近事神，以致王者之平章協和、配天享帝，小與年夜分歧，而皆謂之業。德與業，人之所同，而所以進之修之者，萬有分歧。[14]
萬有分歧之中，自有其雷同者，即敬，此乃進德修業的基礎。故曰：“只提一‘敬’字，便覺此身舉止動作，如在明鏡中。”“敬如日月在胸，萬物無不畢照。” 又曰：“人心多邪思妄圖，只是忘卻一‘敬’字。‘敬’字一到，正如太陽當頭，群妖百怪，迸發無跡。”[15] 故曰：“‘敬’字為心法。”依理學家之說，“滿街人都只是這個心，這個心都可以做圣人”，但是圣人卻不是人人能做，個華夏因，恰是少了這個“心法”。[16]
崇禎十年丁丑，桴亭、確庵與盛冷溪、江藥園四人，“相約為遷善改過之學。時桴亭作《格致篇》，首提‘敬天’二字”。[17] 以為敬天便是“敬吾之心”，“敬吾心如敬天，則天人可合一矣，故敬天為進德之門”。嗣后讀薛文清（瑄）書，有云：“敬天當自敬心始。”年夜為嘆服，以為先得我心之同然。[18] 桴亭認為：“天即理，心即天。要知得心與天與理無二處，方是真敬。否則，猶只是禍福恐動。”“人須是時時把此心對越天主。”“交流每念及‘天主臨汝，無二爾心’，便覺得百骸之中，天然震悚，更無一事一念可以縱逸。”“‘昊天曰明，及爾出王。昊天曰旦，及爾游衍。’識得此意，不特闇室屋漏，即閨門枕席之際，俱有個天在。”又曰：“能敬天方瑜伽場地能與天合德。”“人心中過不往處，即不成對天處。可以對天處，即人心中過得往處。只此即是天人一理。”“人能無念不成對天，覺得鬼神禍福之念，不唯不生恐動，且覺自有親切處。蓋與六合合德者，即與鬼神合其吉兇也。” [19] 更強調：“‘敬天’二字尤為吃緊。蓋能敬天，則時時有天主臨汝之念，理欲之界截然清楚。”[20] 按：一方面極具宗教性的虔誠，另一方面又屏棄鬼神禍福之說，的是儒家正脈。
桴亭又指出，居敬與窮理不成偏廢，敬天與敬心本為一事。“但須先認得‘敬’字親切，不成豫將書傳上老頭巾話填塞胸中。依樣葫蘆，便易進板腐一路”。所謂敬，“只是此心時時刻刻，可對神明，可對天主。最基礎一立，自能觸處洞然。然后將此心往窮理，細而一念一慮之微，年夜而萬事萬物之眾，時時刻刻，辨個天理人欲。久久這般，便為圣為賢，參六合、贊化育，都非難事”。究極而言，居敬與窮理，“兩者只是一事。居敬而不窮理，則敬為失；窮理而不居敬，則理為支蔓”。要言之，“戒懼為最基礎，格致為工夫”。[21] 按：所言全與朱子居敬窮理之旨相合。但是桴亭“于道學一途，尤不喜言主旨”，以為此乃“分門別戶之漸”。其自己并非“沾沾舉似一二語以為言者”，只是“甘苦自知之處，與後人暗合”罷了。本身常日自勵，以“‘心為嚴師，隨時精察’八個字做主”，工夫日久，方知“程朱教人進伎倆門”的居敬窮理，“真徹上徹下、徹始徹終之語”。此一事理，具見于圣賢書卷中，只是“吾人不克不及以本身身心一印證”罷了。[22]
清初理學之重視工夫，即此數語而可見。古人陸寳千傳授，對個華夏因，有簡明而中肯的說明：
蓋王學之在晚明，特重本體之主動性，以為道面前便是，不假設定，由是流于“虛玄而蕩”，“情識而肆”，其勢不克不及不變。高景逸、顧涇陽、涇凡兄弟于無善舞惡性之體一語即持異議，其后學者多轉而重視功夫。功夫進手在使學者有所依循，朱子之學，講求涵養在主敬，致知在格物，與陽明之致知己，較為具體而有痛處，逐漸為人所重。故明末清初，孫夏峰、李二曲、黃梨洲號稱三年夜儒，仍然講演陽明之旨，但是亭林即主朱子，其他遺老，痛明之亡，追咎王學，頗多轉宗考亭，闇然自修者，若陸世儀、張履祥、呂留良、朱用純、應撝謙等，皆內行無疵，康熙一代之朱學固在野而不執政也。[23]
按：所言甚諦。桴亭〈答漢陽黃赤子論學書〉有一段自述功夫之語1對1教學，可為陸傳授此說作左證。其言曰：
弟竊謂“恒”字“獨”字，終身可行，然緊要處尤在一“敬”字。丁丑初衷學時，起手得力，絕類陽明。蓋從百千憂患中逼發此心，忽見得天人一理處，不覺手舞足蹈，自謂功夫易簡直捷，從此可一了百當。迨彌造彌遠，而益嘆此心此理之無窮極，前此得力，止是起手處，全未是畢竟處。《中庸》有言：“尊德性而道問學。”尊德性功夫，一兩言可盡，然道問學事，難道尊德性事。學問有一毫未到，則德性有一毫未盡，未可謂一時悟徹，便可袖手弄白日也。[24]
桴亭揭出一“敬”字，乃是一條一血痕，自實地功夫中體會而得，決非泛泛之論。談理學而不從此等處著眼，終隔一層。
陳確庵對于桴亭《格致編》所揭“敬天”二字，尤為贊賞，以為“窺見千圣心法”。于是“用力此道，頗得要領。因定為《日紀考德法》，而揭“敬勝’、‘怠勝’于逐日之首；‘格致’、‘誠正’、‘修齊’、‘治平’于每月之終。自是以后，同道漸廣，旬有旬會，月有月會，講習商討，多歷年所”。不意崇禎己巳（二年）、庚午（三年）之交，“歲且洊饑，蝗蝻疫癘，平易近不聊生”。不數年間，“宗社化為邱墟，詩書委諸草莽，更有不忍見聞者矣”。[25]
確庵由是體會到，全國治亂，皆人心為之，“人心不逝世，則天命風行而乾坤立；人心逝世，則天命不可而乾坤亦幾乎毀矣”。鼎革后，遁跡鄉里，與友人、同學砥礪道義名節，“有蓮社之約”，略師藍田《呂氏鄉約》、朱子《白鹿洞學規》之意，“以期善相勸，過相規”，“然不過粗略罷了，尚未足以暢厥指也”。于是“復取《年夜學》中‘格致、誠正、修齊、治平’之目，條分縷析，畫為義例，俾同人有所遵照。而小學則本夫子‘孝弟’數言，約其年夜凡，以附其后”，令其二子“亦從事焉”，“合之為《圣學進門書》”。以此為兢兢奉行之規矩準繩，深看有人能“振起而昌年夜之”，俾“人心可以逝世而復生，年夜道可以晦而復明，三代之人材可以絕而復續也”。[26] 此書有小學、年夜學兩部門，“分小學為六，曰進孝，曰出弟，曰謹行，曰信言，曰親愛，曰學文；分年夜學為六，曰格致，曰誠意，曰正心，曰修身，曰齊家，曰治平。小學先行后知，年夜學先知后行，小學之終即年夜學之始，而逐日課程即以敬怠善過自考”。[27] 可見書中重心，正在于敬。
確庵論“日省敬怠”，云：
正人莊敬日強，安肆日偷。小學不由乎敬，則無以涵養乎來源根基，而謹乎灑掃應對之節，與詩書六藝之教；年夜學不由乎敬，則無以開發聰明，進修德業，而致明德新平易近之功。敬也者，圣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。有內敬，主一無適是也；有外敬，整齊嚴肅是也。有靜時之敬，戒慎不睹、恐懼不聞是也；有動時之敬，喜怒哀樂、發皆中節是也。有一日之敬，終日乾乾夕惕若是也；有一息之敬，終食之間不違仁是也。有統體之敬，欽明恭己、圣敬日躋、緝熙敬止是也；有物物之敬，手容恭、足容重、非禮勿視聽、非禮勿言動是也。故容有善而未必敬者矣，未有敬而不善者也。[28]
論居敬的條目與工夫，頗為詳備。
桴亭、確庵，學宗程朱而不存門戶之見，一以躬行實踐為重。桐鄉張楊園，亦宗朱子，但是從學之途，與陸、陳二人有所分歧。早年“讀《小學》、《近思錄》有得，作《愿學記》”。后渡江而東，拜劉蕺山（宗周）門下。聞甲申三月之變，“縞素不食”，步歸桐鄉楊園村，闇然自修，“益肆力程朱之書”。乃覺蕺山“個人空間《人譜》‘獨體’之說，猶近陽明，然以師故不敢言”。[29] 及至暮年，應人之請而批陽明《傳習錄》，有云；“一部《傳習錄》，只‘驕吝’二字可以蔽之。姚江自以才智過人，又于二氏有得，逞其長以覆其短，故一意排擠儒先。盍思《論語》曰：‘若有周公之才之美，使驕且吝，其余缺乏觀也已。’”于有明一代表學，最為推重者為曹（端）、薛（瑄）、吳（與弼）、胡（居仁）四家。以為胡氏《居業錄》“有謹嚴整肅氣象”，薛氏《讀書錄》則“有廣年夜自得氣象”。云：“愚意朱子《近思錄》外，可輯為《四子近思錄》。”[30] 可知其不喜陽明，全從“敬”字著眼。
楊園平生，守禮惟謹。其《備忘錄》有云：“禮為立品之干。”“輕視禮者，希不流進于禽獸之域。一身一家亦然，邦國全國亦然。”又曰：“禮之最基礎從仁而生，禮之節文以義而起。《中庸》曰：‘仁者人也，親親為年夜；義者宜也，尊賢為年夜。親親之殺，尊賢之等，禮所生也。’知禮所以成性，故禮不成以不學也。關中之學以此為先，蓋所以與？”[31] 而禮的最基礎在敬，故曰：“程門‘居敬’，是徹上徹下工夫。”[32] 其與何商隱（如霖）書第一通有曰：“禮以敬為本，敬則自無非僻之干，人欲退而天理還矣。欲退理還，則終日言言其所當言，終日行行其所無事而靜矣。故又曰：‘無欲故靜。’然則茂叔、子厚，雖不言主敬，而敬在此中矣。”[33] 道光年間，堅持程朱門戶的善化唐鏡海（鑒），著《國朝學案小識》，分“傳道”、“翼道”、“守道”、“經學”、“心宗”諸目。楊園列進“傳小樹屋道”卷一，地位僅次于陸稼書。其所以這般推重，端在楊園之居敬守禮。[34]
教學徐俟齋志節堅貞，學養醇厚，羅雪堂（振玉）以其與顧亭林（炎武）并列，譽為吳中節義的典範。[35] 朱柏廬致俟齋書，硁硁以為，俟齋雖艱苦卓絕，于“主敬”一事，則“尚未密”。其言曰：
古人有以程子主敬之學為執著而不圓通者，又有以為未足盡圣人之學者，弟獨以為敬即天行之健。天一息不健，則四時不可；一端不健，則萬物不生。《易》于“乾”言“健”，不言“敬”；于“坤”言“順”，即言“敬”。圣人法六合之健，故六經、四子皆有“敬”也。一敬而全國之理得矣，全國之能事畢矣。堯之“允執厥中”，敬也；舜、禹加之以“惟精唯一”，而敬尤著。不敬則雜，何由精；不敬則輟，何由一？自講座場地是以后，歷圣群賢，未有外敬以為學。至于文王，而《詩》《書》所以言其敬者，尤為曲盡。使非文王實有以積中而著外，安能稱道精微若是？故曰：“文王我師也。”但敬有天然者，有強勉者。不思而得，不勉而中，從容中道，天然之敬也。非禮勿視，非禮勿聽，非禮勿言，非禮勿動，強勉之敬也。吾輩能于一念之發，一物之應，實下強勉之功，天然漸進有得。以吾兄二十年之年夜節苦行，敬身之道，當今之世，孰逾吾兄，而手教猶云：“結習既深，根塵難泯。既知之，復蹈之；既悔之，復犯之。”……所云既知復蹈，既悔復犯，必有實見其然，而非貌為是說者。此無他，主敬未密耳。[36]
按：較前引陳確庵論敬一節，愈覺深刻。從中更可見，其時講學之士，以道義相商討，彼此間婉言無隱，相期共登于圣域。是為理學真血脈。
三、講學著書與淑世
《論語·為政》載：
或謂孔子曰：“子奚不為政？”子曰：“《書》云：‘孝乎惟孝，友于兄弟 TC:9spacepos273
發佈留言